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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4-13 20:07:03.0: ·点击:474

  从传统文化汲取智慧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释、道和谐共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一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弦歌不绝,而且浴火重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日益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显而易见,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固然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严峻考验的特殊背景下凸显出来的,但它之所以格外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引领力,还在于它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首先,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带给中国人民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众心理基础和基本精神动力。其次,中国梦所包含和显现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历史上,中牮民族先贤留下了无数壮怀激烈、感人至深的爱国事迹和诗篇。舍身取义、精忠报国的精神信念,是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最美丽的花朵。再次,中国梦所涉及的诸多要素深深地烙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所彰显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所强调的个人梦想和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所主张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诉求,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经典话语、内在依据和有力支撑。因此,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既古老又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浓缩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

       所以,实现中国梦,必须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中,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仁政文化,“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等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发扬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互动融合,使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源泉,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根基不断得到巩固。

       今天,我们理应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和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切实做到古为今用,使更为丰富、更加多样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相符合,不断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富于浓郁的时代精神,并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相汇通,与时俱进地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正视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内部资源流失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双重困境,更加通俗易懂地诠释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形象生动地表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使富有深厚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梦能够更好地在人民大众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效建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整合资源,创新机制,统筹兼顾,强化保障,使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政策引导、舆论导向、文艺创作、学校教育、民间传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和群众性精神文化创建活动等方方面面。总之,我们应具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精神力量的高度自觉,进而切实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古代中国人的三大梦想

       小康、大同的社会梦想小康、大同是儒家倡导的美好理想社会,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大同与小康最早出自《礼记》:有一天,孔子针对鲁国的实际情况大发感慨,旁边的人问为什么感慨,孑L子回答说:“在引领社会发展和治理社会方面,我比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先贤,但我是有抱负的。”这是用现在的语言表达的孔子的回答。孔子的抱负,就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小康、大同社会理想。大同理想是什么?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萁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小康”是按“礼”行事的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身体,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孰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孔子看来,大同就是行大道,大道就是天下为公,是基于一切为公、为他人,而不为己的有秩序的社会。小康是基于制度的建立,以利益的分配和礼仪为基础形成的有秩序的社会。小康、大同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奋发努力追求的目标。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1990年12月,费孝通在发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从不同文明和谐发展的角度对古代大同梦想作了现代诠释。

       天人合一的人生梦想和自然梦想在中国古代,“天”是对人们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的指称,通常指包括天地等在内的大自然。“天”尽管与“地”相对,但当“天”代表自然这一层面的意思时,其内涵包含着“地”所指示的大地等自然环境在内。所以,“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包括天地在内的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强调人与非人之间关系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国学大师季羡林解释“天人合一”说: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这是中华民族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思维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从人生梦想来讲,“天人合一”是指人的生存生活应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要按照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按照季节的冷暖转换生活,而不能与自然相违。同时,人的生老病死本身有自然规律,要按照不同的年龄段的规律去生活。“天人合一”要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大地养育万物,大地是人类的母亲,人只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个微粒。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民胞物与”,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人要服从自然、适应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要破坏自然。从伦理观上来看,天有自身的规律,人也有自身的规律,但天的规律主宰人的规律,即“天道”统御“人道”,要求人只可顺应天道,按照“天理”行事,不可违背“天理”,《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明这个道理。人对于天来说,只是“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而不是改变天地的运行规律。在社会生活中,“天人合一”就是要顺从“天命”,服从“天子”,遵从长幼有序等秩序。“天人合一”的人生梦想和自然梦想,生发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自然山水审美观。与古代西方相比,中国人很早就与自然建立了亲和协调的审美关系,善于以人性化审视自然。孑L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中国人的审美观强调与自然合二为一。无论是山是水,是太阳是月亮,中国人都喜欢把它当作“人”来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描绘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与山水融为一体的审美境界。宋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具体描绘的是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观和境界。中国古代山水画集中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审美精神内涵的深切体悟。其画材多为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中国人乐山乐水,咏叹写意之作美不胜收,文人更是喜爱梅,兰、竹、菊,将其奉为“四君子”,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念、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命意识长期润育和积淀的结果。

       四海一家的天下梦想古代中国没有今天的“主权国家”意识,也没有今天的地理概念,而只有“天下”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天下”、“海内”等观念在华夏儿女心中根深蒂固。《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意思就是后来的“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是指所有土地及其生存生活在土地之上的人们都是朝廷的,都要听命于朝廷。所以,大一统的天下观念由来已久。“大一统”这一范畴最早见于记录春秋时期历史的《公羊传》。先秦思想家苟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秦代政治家李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对这一范畴进行了强化,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汉书》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即以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实现政治统一。在历史上,“天下”、“四海之内”、“九州”、“万邦和谐”、“华夷一家”都可以用来指称“大一统”。天下一统,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梦想,也是中华儿女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思想表达的是国家昌盛、人民富强的政治理想,包括国家版图统一、政治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等。对于中华儿女来说,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坚守。这就决定了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循环往复,但中国社会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间长,统一是大的趋势。由此也决定了,能够实现和完成国家一统的帝王备受中华儿女的崇敬。也正是这种稳定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坚守,保证了数千年来中国始终绵延发展。孙中山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处于国家统一时期,中华儿女支持统一,维护统一;处于国破家亡之时,中华儿女渴望统一,不仅为国家分离感到忧伤,而且努力为国家的统一贡献力量。宋

代诗人陆游教育后人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1896年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后,面临中国被列强瓜分的险境,谭嗣同悲愤地写道:“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同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直到今天,四海一家的天下梦想依然点燃着华夏儿女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炙热情感。台湾诗人光中在《乡愁》诗中写道:“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种凄婉的思乡之情表达了期盼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深深情感,寄托着华夏儿女实现国家大一统的美好梦想。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梦想,为中华民族培育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成为2000多年来中华文明历史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

      1970年,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搬上了月球。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时隔7年,即1977年,联合国天文组织将太阳系中一个编号为1802的小行星又用他的名字命名。国外科学界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个中国人呢?因为他远在1800年前的一些发明创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位与宇宙同在的人物就是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巨匠张衡。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他官至尚书,因他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被今人冠以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等头衔。张衡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殊荣,与他执着地追求梦想密不可分。

        当时,人们围绕着天地的现状和宇宙的绪构,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相继出现了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盖天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就像一口大锅,把大地扣在里面;宣夜说认为天是个空洞的东西;浑天说则认为天包着地,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

       对于满天看起来相对位置几乎不变的恒星数目,他进行了观察统计。张衡说,我国中原地区可以观测到的恒星有2500颗。张衡的这一观察很了不起,据现代天文学家统计,人类用肉眼所能够看到的六等星有6000颗,而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也只能看到3000颗左右。

       张衡著有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传世力作约32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在《灵宪》中,他正确地阐述了月食产生的道理。他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当日之冲,先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蚀。”明确指出了月食发生的原因是,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当月亮被地球的影子遮住而不能得到太阳光的照射时,月食便出现了。这一科学的论断使得张衡成为第一个科学解释月食成因的人。

       在机械制造方面,张衡创制了能够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浑天仪,测定风向的候风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其中,最为值得称颂的是世界上第一架专用于测试地震的仪器——地动仪。

       东汉时期,我国中原一带经常发生地震。据记载,张衡12岁那年七月,会稽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使南山崩裂。两年后,又发生了一次,波及13个县,南阳郡也在其中。此后30多年间,又先后发生了二十五六次较为强烈的地震,入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如此频繁而严重的地震灾害,引起张衡的极度关注。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在第二次任太史令期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地震的研究中。他的梦想,就是制造一架能够观测和记录地震的仪器。经过反复琢磨,多次试验,终于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

       这是一架用青铜器制成的仪器,样子像个酒樽,圆径有8尺。在樽的周围分别镶着8条龙,按照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8个方向排列。每条龙嘴里各衔着一颗铜球。在8条龙嘴下面,相应放置着8只铜铸的蛤蟆,如果哪里发生地震,传来震波,那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滚出来,落在蛤蟆嘴里,同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台地动仪非常准确、灵敏。就在它制成后的第六年,即公元138年(永和三年)闰二月的一天,头向西北方向的一条龙突然从口中吐出了铜球,这无疑预示着此方向的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但是,此时此刻,当地人却丝毫未能察觉到有地动发生。在人们全无震感的条件下,地动仪却预测出发生了地震,许多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于是,京师一些本来就对地动仪持怀疑态度的人,便趁机兴风作浪,说这个仪器不准确,让人虚惊一场。岂料,没过几天,有个驿使快马加鞭来京急报,位于西北方向的陇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灾情十分严重。而且所报时间和地动仪测得的时间完全吻合。消息一经传开,那些对地动仪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和说风凉话的人也不得不服输。许多人不但心服口服,还称赞张衡研制的地动仪“验之以事,合契若神”,非常灵验。自此,我国开始了用仪器远距离观测和记载地震的历史。据悉,类似的仪器,国外直到13世纪才问世!

       张衡制造的地动仪,在功能方面虽只限于测知地震发生时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因它是世界上第一架专门用于观测地震的仪器;堪祢地震仪之祖。

从印章到活字印刷

       印刷术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虽然印刷术只是把文字或图画原稿印在纸上的一种技术。但是,它对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马克思在阐述欧洲的历史发展时曾经这样写道:“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杠杆。”

       和任何事物形成都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一样,印刷术的发明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够完成的事,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胚胎到发育成熟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历朝中国人渴望追梦的心路历程分不开。

       追根溯源,与印刷术有着必然联系,或者说,为印刷术顺产铺平道路的是印章和石刻。印章就是在玉石或木块上雕刻图形或文字。它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叫做“玺”。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4年,鲁国的季武子曾向鲁侯索取玺印。在“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的时代,提倡合纵的政治家苏秦,纵横捭阖,游说诸侯,竟然挂了六国的相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夺得那块秦昭公要用15座城池换取的“和氏璧”。他用这块稀世宝玉刻成了传国玉玺——代表最高

权力的皇帝印章。从此,“玺”变成为皇帝印章的专用字。到了汉代,除皇帝的印章仍称“玺”外,两千石以上的官吏的图章称为章,两千石以下的官吏的图章称为印。与此同时,石刻也问世了。石刻的盛行期是在东汉。公元175年,政府接受著名学者蔡(邑)的建议,将儒家的“五经”刻在46块高大的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前,供人临摹。又过了200多年,有人发明了用纸在石碑上招字的方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拓石。

       印章和拓石的长期使用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契机。纸张自汉代发明以后,因其轻便、经济,很快成为人们书写的主要材料。但是,在纸上抄写,再装订成书籍是非常费时费工的,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社会文化传播的需求,人们梦想着能够找到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来替代它。大约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隋唐之际,人们从刻印章和拓石中得到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术就是把印章和拓石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质地坚硬的枣木或梨木板上,刻上阳文反写的文字或图画,再刷墨铺纸印刷。这比起用手一笔一画地抄写临摹来,的确要先进得多,一旦刻成一部雕版,就能够印出几百部甚至更多的书籍来。

       从印章、拓石到雕版印刷,这无疑是一个飞跃。但是,雕版印刷并不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印刷术,它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其一,采用这种方法,一旦发现错字,如不重雕,就得错印;其二,一部多卷本的书籍,往往需要雕刻几年甚至几十年,不仅费时费力,雕刻出的木板也要几间屋子存放。因此,当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日益增加时,雕版印刷就难以应付了。于是,人们又开始梦想着创造出一种更加先进的印刷方法。

       这时,有个名叫毕舁的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杭州一名普通的布衣工匠,从事着雕版印刷工作。面对雕版印刷存在的各种弊端,毕舁冥思苦想、苦心钻研,梦想有一天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不用总是重复刻同样的字,不用在刻错字时将整个版毁掉。经过反复琢磨、多次试验,在公元1041-1048年间,毕舁的梦想实现了——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据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的坐标”一书的沈括著《梦溪笔谈》记载:毕异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致可分为3道工序:首先是刻制活字。先在和铜钱一样薄的胶泥上面刻出单个字,然后用火烧硬,就成了一个个活字。其次是排版。先在一块平铁板上涂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等合成的药品,再在板上安放一个铁框,然后依照稿本拣出所需的活字,排列在铁框内。排满后,将铁板放在火上烘烤,使板上的药品溶化,并取另一块铁板压在活字上面,待铁板冷却后,活字便如砥石一样牢牢地固定在上面了。这就是排版。最后是施墨印刷,一版印刷,另一版排字,交替使用,速度很快。印完后,又将铁板在火上烘烤,待药品溶化后取下活字以备下次再用。在这一过程中,制字、排版、印刷——现代活字印刷的3个主要步骤都已具备了。

       毕异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无疑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弥补了雕版印刷的不足,克服了雕版印刷存在的种种弊端。其优点在于:一,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节省了制版时间。二,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降低了印制成本。三,活字版比雕版占用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从此,活字印刷术被人们广泛采用,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进、完善。公元1314年前后,山东人王桢在毕异的影响下,成功地创造了木活字及其排版印刷法。他试印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仅一个月就印成100部。继王桢之后,无锡人华燧又研制出铜活字。这样,我国用字模铸造金属活字的技术渐趋成熟。

       由于有了便利、高效、快捷的活字印刷术,使信息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传播、交流。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不断扩大,自13世纪起,活字印刷术先传到了朝鲜,被称为“陶活字”;又由朝鲜传至日本,被称为“植版字”。欧洲各国和美洲的活字,因文字和汉字不同,乍看起来是另一个系统,但不少西方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的活字印刷术是受了中国的影响才产生的。

       毕异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今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等等承载着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的印刷品,其品种和数量,依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科学文化繁荣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当代,虽然现代电子科技等新技术飞速发展,出现了电子激光照排等先进的印刷技术,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活字印刷术在文明史上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与贡献。青年朋友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像毕舁、王桢、华燧这样一些怀揣梦想的发明者创造出活字印刷术,今天的世界又将会是什么样子?成一绝艺报效祖国

       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侧,有一座四面镌字碑塔,这就是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之墓。凡是来黄花岗吊唁的人,总要来到这里,向这位“以绝艺飨吾祖国”的爱国科学家表示深深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这是为什么呢?众所周知,飞机的发明者和制造者是美国的莱特兄弟。为了纪念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美国政府将最大的空军基地命名为“莱特基地”,并在他们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德顿附近修建了一座著名的“莱特大学”。但殊不知,一位叫冯如的中国人也在美利坚的大地上,成功地设计、制造和驾驶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虽然他的成功比莱特兄弟晚了5年,但却实现了中国人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

       冯如于1883年降生在广东恩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幼时,冯如非常喜欢动手制作风筝和车船等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父亲见他天资聪明好学,就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在他12岁那年,他在外做小生意的舅舅从美国旧金山回来,劝他父母让他出外谋生。看到父母犹豫,冯如说,“大丈夫以四海为家,株守乡隅,非所愿也。儿行时勿以我为念。”父母尽管舍不得他,但也为他的一番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话语所感动,终于答应。1894年,冯如跟随舅父踏上了通往美国的航程,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旧金山。

       旧金山是华侨聚集的地方。冯如在这里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白天出去打工,晚上挑灯夜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不仅能够说流利的英语,还增加了许多知识,特别是,他对美国先进的机械制造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冯如已经逐渐长大,强烈的爱国心在他心底里萌发。

       旧金山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这座城市工业很发达,工厂星罗棋布,烟囱高耸林立。冯如目睹先进工业技术给美国带来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侵略我们,欺辱我们,原来它们有发达的工业,用机器生产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想,如果我们的国家要富强,也必须依靠工业的发达,只有借助机器,发展工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他曾对人说,国家富强,由于工艺发达,而工艺发达,以机器为权舆。中国现在如此贫弱,“非学习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下决心学习机器制造技术,梦想着用科技救中国。

       冯如决定先进人工厂。在工厂里,他一面做工,一面发奋读书。从中学的数、理、化到与机械制造相关的力学、电学、光学等专业课本,他无不涉猎。通过多年的刻苦自学,冯如对“三十六种机器,无不通晓”,他还发明了抽水机、打桩机等新机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无线电讯刚刚使用,他就研制出了无线电发报机,由于电码灵敏准确,致使许多美国人争相订购。

       尽管冯如生活在异国他乡,却无时无刻不在心系着祖国。正当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械时,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却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消息。

       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我国东北领土,爆发了战争。1905年9月,在美国的调停下两国订立了《朴茨茅斯和约》。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该条约竟规定将中国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大连及附近海域转让给日本;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也交给日本所有。面对这一奇耻大辱,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被迫承认。冯如得知后,义愤填膺。他发誓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此时,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国纷纷研制飞机、飞艇、航空武器,作为当时国防的先进装备。冯如受到了启发,他以为:“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在他看来,如果能够制造出千百万架飞机,分别驻守在中国的各港口,足以使中国的国防强大起来:外国列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从此,他开始致力于航空事业,并且立志:“势必身之为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不成,毋宁死。”

       研制飞机,需要大量资金。冯如决定从华侨中募捐。当地华侨听说冯如募捐是为了要造飞机救国,纷纷解囊相助。1907年9月,冯如凑集资金1000多美元,办起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冯如和他的助手,爱国华侨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一起,在奥克兰租了一间厂房,开始了研制工作。当时莱特兄弟的飞机刚刚起飞没有多久,为了保持垄断地位,他们把所有资料全部封锁起来。冯如等人只能靠自己掌握的空气动力学的知识,白手起家绘制设计图纸。为了了解当时各国研制飞机的情况以及吸取别人的长处,冯如把自己生活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了报纸和杂志。他们起早贪黑,没昼没夜地干着,攻克了一令又一个技术上的难关。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架飞机终于制作出来了。

       1909年9月21日,年仅26岁的冯如驾驶自制的飞机像雄鹰一样飞上了蓝天。在航行了2640英尺后,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自此,冯如成为中国第一个飞行家。他的这次飞行成绩,超过了飞机的发明者美国的莱特兄弟1903年首次试飞852英尺的记录。而且更加可贵的是,这架飞机从机翼、方向舵、螺旋桨到内燃机等大小部件均由冯如自制。冯如实现了中华飞天梦,他的成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人在航空和机械制造方面的智慧和才能

       辛亥革命后,冯如为“开通民智”,唤起国人对航空业的重视,决定于1912年8月5日在广州郊区作飞行表演。那天,他早早来到飞行现场,心情十分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向国人献技,也是最后一次。中午11点左右,冯如头戴飞行帽,身穿飞行衣,出现在观众面前。他先向在场的观众详细介绍了飞机的制造过程、性能,以及在国防、交通上的作用和价值等。随后,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登上飞机,开始飞行表演。伴着马达的轰鸣声,飞机升上了高空。冯如驾驶着自己制造的飞机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在蓝天上自由翱翔。地面上的观众们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喝彩,共同为祖国航空事业的伟大壮举而欣喜。在飞行5公里后,飞机开始降落。不料,飞机跑道上突然出现了几名儿童。为了躲避儿童,冯如急拉操纵杆,飞机急剧上升。然而,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用力过猛,飞机失去了平衡,突然坠落。冯如的头和胸部受了重伤,血流不止。在弥留之际,冯如叮嘱徒弟们: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失去进取心。

       纵观冯如的一生,是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一生。他把短暂的也是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实现了他“以绝艺飨吾祖国”的伟大梦想!

孙中山的强国梦

       毛泽东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江泽民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可见,孙中山是多么的伟大!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中华儿女应当永远记住孙中山。

        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病逝于北京。实现中国的富强是他的毕生追求。孙中山认为,国不强则不能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抗衡,故应争得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但国不富则不可能强,也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民生的安乐、幸福。所以,孙中山强调:“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人民富有,而在于它人民的幸福”。所谓幸福就是社会和谐、治安良好,没有战争,没有政治的烦恼,国民有自由、民主,能够充分享受到国家发达带来的好处,即“民有、民治、民享”。

       孙中山早在投身革命之前,就对中国的富强问题进行了探索。他写于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中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指出:实业是强国之本,而兴学育才又是强国之本的根本,他主张通过多办学校来改变中国贫和弱的状况。

       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为了“奠我中夏”,建议“集会众以兴中”。为了“维持国体”、“申民志而扶国宗”,便以“振兴中华”号召天下,通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想。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批评“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强调只有打倒腐败的清政府,“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建立一个贤良的由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政府,中国就能够恢复它的活力,使自己强大起来。

       1903年12月9日,孙中山在给华裔美国人麦格雷戈夫人的信函中又指出,每一个精明的观察者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帝国,“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国家”,“倘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对其加以适当利用,则中国将来定能成为最大的强国。…‘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孙中山明确批评那些断言中国富强会给世界带来“黄祸”的论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反对中国富强更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他说,中国的富强不仅是亚洲人的福音,对全人类都是一种贡献。他呼吁各国的对华政策都应该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在孙中山强国梦中,富国是强国的基石,中国只有富才可能强。否则,强国梦无从谈起。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富起来呢?孙中山确定“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政策作为民生主义的内容,为其求富梦奠定发展的方向。所谓“平均地权”,就是主张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长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所谓“节制资本”,就是通过国家发展大企业如铁道、矿山及各种机器厂,以及常有垄断性的商业和服务业,掌握国家的主要财富,改造民生,解决社会问题。

       孙中山的“求富”跟近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单纯追求的“国富民穷”,或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目标有明显的不同。孙中山的所谓“大富”,就是中国人普遍的“富”,不是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国富民穷”。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患贫”,“贫穷就是我们的痛苦”,因此,他主张“发财主义”。所谓“发财”就是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上,使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国家很富强,有些平民却很贫困,贫与富的差别很大。这不是国家的真正“富”,至少不是我们中国追求的“富”。孙中山希望用一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来取代实际存在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社会稳定的资本主义富强国家。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自己革命三十余年,虽受到很多挫折,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这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他的强国步骤和目标大致可分三个层面:

       第一,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孙中山认为,不管清政府实行什么改革,都不可能达到中国富强的目的,因为清政府是个封建专制政体,不可能解决中央与地方、朝与野、上与下的各种矛盾,加上官吏腐败,任何强国梦想都不可能实现。

        第二,建立共和政制,必须按照他为革命党制定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规划进行建设,即他强调的心性建设(精神文明)、物质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同时进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登上“富强之域”。

       第三,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幸福安乐,是实现强国的最终目标。如果只是国家强大了,而人民贫困,或者说人民富裕了,但不幸福,都不是孙中山的强国梦想。富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民生问题,使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实现社会和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孙中山的强国梦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和国情。他,以及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为了强国,做了许多努力,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一会儿“中体西用”,一会儿“西体中用”,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回归传统”,但国还是强不了,梦未能成真。然而,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孙中山奋斗了将近40年,生前虽未能圆强国梦,但他的精神和理想则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孙中山等爱国者的梦想,以及他们的奋斗都说明,每一个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人都在希望与失望、悲观与乐观中思索如何走向中国自己的未来。梦想中国富强,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必将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继续梦想下去,奋斗下去,直到真正圆梦的那一天为止。所以,我们要感谢孙中山,因为只有从孙中山开始的近代中国,才真正开始自觉地面对世界和正视中国;也只有从孙中山开始,中国人民才沿着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富强自觉地进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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